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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晚报:户籍制度与人性自由度

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,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。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,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。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,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,取消居住证收费。

在暂住证逐步被居住证代替的当下,重申户籍制度改革,同时强调外来人口享受城市基础服务的权利。个中意义,没有感同身受,人们很难体会。几亿漂在城市的农民工,胸中块垒浸透了百味辛酸。不知户籍坚冰渐融,能驱走多少无奈与恓惶。

近日,偶然看了电视剧《我的二哥二嫂》。虽然只把它当做爱情神话来消遣,但在抗日神剧和宫斗大戏漫天飞舞的屏幕上,这个相对严肃的知青剧已属稀有物种。

在那个近乎荒诞的时代,户籍是生存的第一符号,决定着生存质量与尊严。工作依附于户籍,城市乡村两个世界,判若云泥。从剧中可以发现,70后的专业演员,对历史代入感及角色的把握已经吃力,对80后及90后而言,30多年前的历史,基本已蜕化为纯粹的书面记载,不复有任何现实接驳。

文革结束,知青陆续返城,中国从此步入标志性的30年。30多年的脚步或紧或慢,连绵至今。轻拢慢捻30多年的历史,户籍和工作依然是两大社会核心。造成中国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始终隐约其间,个体生命曲线的跌宕起伏,多被户籍制度上下其手。如今,上亿农民以几倍于知青的规模进行着新时期的进城运动。户籍和工作对人性和精神的挤压虽然有所缓和,但它始终没有退出强势把控地位,只不过在迁延中分化为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具体而微的枝蔓。这些被称为“大山”的东西依然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选择性优惠,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依然是强调便利性而不是人性化和社会公平。

户籍和工作,社会学的解读就是个体身份和生存方式的选择,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对个体社会角色认定的基准体系。这个体系决定着个体自由度和社会自由度。30多年的社会进程,基本可以从这两大自由度的开放指数上评判发展的成败得失。

如今,户籍政策壁垒已经去除大半,工作选择对人及人性的自由度,也不再具有畸形的捆绑作用,社会前行的步伐虽有蹒跚,但也清晰可辨。今年的两会,网民对养老、教育、住房改革的关注呈下降趋势,反腐倡廉、依法治国、从严治党等话题晋级新热点。这说明,公众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已经超越微观层面,开始注意到上层建筑对公民社会的影响,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渐次觉醒。关注热点的转移,也是公平逐渐被激活的过程。社会契约意识缓慢生长,公众对公平产生集体性需求,此双重力量作用于社会管理之上,与或主动或被动的社会变革互为呼应,剑指某些社会不公并着力消解。

回首几十年前,曾经的社会痛点恍若不经奇谭,再过几十年,依稀的记忆残存还能剩下多少,这要从政治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文明的健全程度中寻求答案。至少我们不希望星空下的梦想被一个户籍制度分隔成两个时空,不再希望两个世界用隔阂甚至憎恶的心态审视彼此,不再希望人性的尊严被一张符号化的纸片禁锢,这是当下社会公平的要义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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